螢火蟲，就像人類生命的流螢，由于其對生存環境反應敏感，因而被當成環境指標生物。螢火蟲數量的急劇下降正反映出人類活動使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的現實。

直至現在，螢火蟲仍被看做是沒有意義或缺乏價值的科研項目，這反而成為付新華在“更黑的夜”不斷追尋的動力。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隨，蟲兒飛蟲兒飛，你在思念誰。”“螢火蟲慢慢飛，夏夜里風輕吹。”

這些曾經流行的兒歌總讓我們回憶起許多年前的那個夏夜，大片螢火蟲發出點點光亮縈繞在我們身邊。然而，盡管今天孩子們仍然哼唱著同樣的歌曲，卻極少再親眼見到螢火蟲。

近幾十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數量日益增長，螢火蟲棲息地遭到破壞，螢火蟲幾乎處于滅絕的邊緣。長久以來，由于沒有立竿見影的經濟價值，我國螢火蟲研究舉步維艱。

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學技術學院副教授付新華作為中國第一個研究螢火蟲的博士，也是唯一全面研究螢火蟲的學者，十多年來，他堅定地在黑暗中追尋螢火蟲微弱的光亮。

更黑的夜

1978年出生的付新華，和很多城市里長大的70后一樣，從來沒有親眼見過螢火蟲。在他腦海中，這種長著翅膀的小精靈只活在優美的古詩詞和兒歌里。

直到2000年，付新華到武漢讀碩士。一個夏天的晚上，剛下完大雨。他在路邊雜草叢中發現了非常亮的光點。“我當時特別好奇，想伸手去找光點。”付新華津津有味地回憶道，“結果掏出來一條四五厘米長并且發光的肉蟲，把我嚇了一大跳。”

后來，經過詢問導師他才知道，這種發亮的蟲子是一種螢火蟲的幼蟲。這便是付新華與螢火蟲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雖然以驚嚇收場，但第一次的邂逅卻讓付新華對這個小精靈鐘情一生。

它為什么發光？發光有什么用？一個個問題在付新華腦海里環繞。連續一個星期，一到晚上，他就開始觀察它們，并且覺得“越來越有意思了”。

2006年，付新華來到峨眉山尋找螢火蟲。但黑漆漆的夜里看不到一點螢火，就在他快要放棄時，連綿500米的螢火光帶出現了，成千上萬只螢火蟲棲息在巖石垂下的藤蔓上，以一個頻率發光。

“這樣的景象讓我著迷，好像見到了上萬人同時下跪向活佛朝拜。”付新華說。

但僅僅時隔一年，當他再去峨眉山時，青山依舊，山澗中的水卻少了很多，螢火美景已不復存在。

華中農業大學植物科學技術學院碩士研究生方立是付新華帶的第一個研究生。在跟隨付新華追尋螢火蟲的征途上，他也發現，各地的螢火蟲都越來越少。

“就在云南我們常去的一個地方，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那個種群大概還有3000只。”方立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但是現在，最多只有五六百只了。”

同時，付新華明顯感覺到，武漢的螢火蟲數量也下降得很快。

在武漢市郊區的一個水塘，原本是螢火蟲清靜的棲息地。但由于城市擴張，這一區域被一條高速路貫穿。橘黃色的高原鈉燈使高速路夜夜通明。

然而，“路燈雖然照亮了車輛的通行，但對螢火蟲而言，卻是滅頂之災”。付新華憂心忡忡。研究表明，雌雄螢火蟲正是通過閃光信號進行辨認和求偶，在光線過亮時，雄性無法找到雌性，更無法進行求偶交配。

他擔心，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村莊的拆遷和公路的侵蝕，這里的螢火蟲會徹底消失。路燈照亮的郊外的夜晚，卻由于沒有了螢火蟲而變得更加“黯淡無光”。

在生態學上，由于螢火蟲對生存環境反應敏感，它被當成環境指標生物。螢火蟲數量的急劇下降正反映出人類活動使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的現實，這也成為了付新華在“更黑的夜”中追回螢火蟲的最大動力。

坐穿基礎研究的冷板凳

當通過電子郵件聯系付新華時，《中國科學報》記者發現，連他的電子郵箱地址中都包含“firefly”的名稱。與付新華交談，也能時時感覺到他對螢火蟲的熱愛。

十多年來的付出，付新華深深感到從事基礎研究的艱辛。

研究生剛剛入學時，同為植物保護專業的同學大都選擇農業害蟲或者有經濟價值的授粉昆蟲、藥用昆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付新華的選擇則讓周圍的人感到不解。

當時，由于螢火蟲與農業生產關系不大，中國的螢火蟲研究一片空白，甚至找不到一本專業書籍。“我面對的是茫然的未知世界，什么時候能取得成果，根本不知道。”付新華說。

2005年博士畢業后，付新華留校任職，開始獨立面對科研工作的種種困難。其中，研究經費的申請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

付新華滿懷希望地撰寫了一篇題為《螢火蟲閃光與性信息素研究》的課題申請報告，結果得到的答復是“本研究意義不大”。他覺得“自己從夢想中被拖出來，冷冰冰地摔到了地上”。

他發現，自己的研究正像脆弱的螢火蟲一樣，只能和黑暗為伴。課題經費的匱乏使他無力改善實驗條件，至今，他仍在大約10平方米的空間內活動。

“我有一間大約8平方米的地下室用來做實驗，加上兩平方米的日常辦公室，條件有限。”他對《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

但是，對付新華而言，對螢火蟲的熱愛遠超過經費不足帶來的困難。他說：“經費的問題我還能克服。”

他曾用自己的工資補貼實驗花費。2007年春天，他用工資買了第一臺尼康單反相機。而2008年，日本同行的資助使他擁有一套夜視設備，從而擺脫了肉眼觀察、紙筆記錄的原始研究方式。

和科研經費的問題相比，更讓付新華感到困惑的還是得不到理解和支持。高校里似乎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科研工作者都將獲得國家縱向經費當做生存之道，而如螢火蟲研究一類的課題，則由于“意義不大”很難得到資助。

同時，主要以發表論文影響因子的績效考評也對基礎科研工作者不利。付新華在2005年到2008年間，發表了七八篇論文，但由于昆蟲類雜志影響因子較低，不足以引起應有的重視。

“周圍的人出于關心，常常對我說，‘新華，你這樣下去可能不行’。”2005年到2009年期間，這樣的聲音不停地在付新華耳邊縈繞，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

“我的父親也不理解，他老是說，你的研究應當和應用相結合，應該去搞個專利。”付新華說，“他認為基礎研究國家不重視，沒有前途。”

事實上，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基礎研究的總量和規模與其他科技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較低水平。2007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總額為22.9億美元，僅占美國同期基礎研究經費總額的3.3%，日本的13.2%，法國的17.3%。現階段的科研更為強調能在短期顯示經濟效益，基礎研究則顯得有些“吃不開”。

當時，深感無助的付新華給世界螢火蟲研究權威、日本學者大場信義寫了一封信，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未來的迷茫。

沒想到這位老人竟然親自來到中國，找到付新華并告訴他，沒有一個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確信他們的研究是有價值的。很多科學家付出一生毫無收獲，但人類的一切文明與成就都是來自于勇敢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學家。

前輩的到來驅散了迷茫，也帶來新的動力。“我看到這個60多歲的瘦小老人背著很大的包，不顧武漢的酷暑和蚊子跟我一起去湖邊觀察蟲子。”付新華感觸良多，“我從他身上看到很多東西，我也應該像他一樣。”

經過努力，付新華的工作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不僅解決了他在研究經費上的燃眉之急，也為他迎來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現在，螢火蟲研究已經成了學校特色科研項目，我也有幸成為學校優秀人才的后備人選。”得到支持和認可的付新華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

接踵而來的新發現

被認為“意義不大”的螢火蟲其實大有可為。目前，美國已將螢火蟲開發應用到醫學、礦業、航海等多個領域，并延伸到太空探索、癌癥治療等尖端方向。

付新華向記者介紹：“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對螢火蟲等發光生物的發光機制、發光生物與環境的關系都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例如，2008年，華裔科學家錢永健針對水母中綠色熒光蛋白的研究就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在中國，盡管《禮記·月令》中就有“腐草為螢”的記載，但科學、系統的研究卻極度缺乏。

付新華的主要工作是用調查、觀察和統計的方式對螢火蟲進行研究。2006年，付新華發現了我國第一種獨有的水棲螢火蟲，并以導師雷朝亮教授的姓氏命名為雷氏螢。2008年5月，付新華在武漢市江夏區意外發現了一種翅膀為黑色的螢火蟲。最終，這種螢火蟲定名為“武漢螢”。

據悉，世界螢火蟲共有2000多種，中國約有300種左右。但在2000多種螢火蟲中，僅有8種為水棲螢火蟲，而“武漢螢”則是水棲螢火蟲的代表。

2010年，歷經3年時間，付新華完成首份四川螢火蟲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四川地區發現珍稀的同步發光螢火蟲、多光點螢、水棲螢火蟲等種群。而由于生態環境惡化，部分地區的螢火蟲種群下降了50%到70%，螢火蟲種群消退迅速。

不僅如此，螢火蟲發光信息交流也是付新華的研究方向。方立告訴記者，在一次與美國學者的合作中，為了觀察和記錄不同條件下雌雄螢火蟲交配的次數，他曾連續一個星期整夜不合眼。

因此，他們在對一種“條背螢”的求偶行為研究中取得了突破。研究發現，條背螢雄螢日落后從棲息的草叢中起飛，邊飛行邊發出周期性的單脈沖閃光求偶信號。這種交配過程中的閃光交流可能具有調節交配中的雌雄螢的狀態，或者具有拒絕其他求偶雄螢的作用。

付新華向記者透露，近期他正準備與一名外國合作者一起發表一項重要發現。“這是一種全新的進化上的現象，與蜘蛛和螢火蟲都有關系。”

另外，他還發現，雷氏螢對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有控制作用，并提出應用釋放雷黃螢控制釘螺種群的設想。而釘螺是血吸蟲幼蟲的主要寄主，釘螺滋生的地區，基本上都有血吸蟲病流行。

但是，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國對螢火蟲的研究才剛剛起步，與國際水平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對此，付新華稱：“我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去研究中國的螢火蟲，然后把所有的種類和行為都弄清楚。”

刻不容緩的保護

在付新華心里有一只天平，天平的一端是學術研究，另一端則是向公眾宣傳。“螢火蟲的奧秘，我覺得可能一輩子也做不完。”他說，“但能在我的手里讓螢火蟲得到保護，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2011年8月，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出版付新華寫的科普圖書《一只螢火蟲的旅行》。對付新華而言，在發表過大量學術論文、科普文章后，能以圖書的形式向公眾普及螢火蟲知識，無疑是一件極為興奮的事。

關于這本書的出版，還有一個頗為曲折的故事。2010年夏天，付新華向前來采訪的一名雜志編輯提到寫書的想法。幾經介紹，他接觸到上海出版界的編輯，出版事宜順利進行。

“我還天真地以為夢想馬上就要實現了，很開心。”他說，“但當我拿到合同時才發現，我必須包銷2000冊，也就是得支付7.5萬元。”

付新華無力支付，只好另求出路。后來，他再次與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聯系，這次，他只需要投入不到4萬元，就可以將這本書出版了。

付新華心想，沒有更好的選擇，只能退而求其次，自己掏腰包把這本書出了。因為“螢火蟲已經等不及了”。

為了保護螢火蟲，付新華還提出，中國應當建立螢火蟲保護區。在他的呼吁下，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關注螢火蟲的保護問題。

2011年5月，世界自然基金會選擇在四川省郫縣安龍村開展河流保護工作，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恢復和重建螢火蟲的棲息地。

付新華作為項目專家向村民呼吁：“螢火蟲棲息地恢復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隨著當地環境質量的提升，螢火蟲的回歸只是個開始，更多的生物都會慢慢回來，點亮這片土地！”

最近，記者還在付新華的微博上看到他轉發的許多日本螢火蟲的照片。他憧憬：在中國學者的努力下，終有一天，中國人也能見到大片大片的螢火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