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中國開會；他們在英國開會；上周他們還在美國碰過面。在世界各地，科學家們正匯聚一堂討論編輯人類胚胎基因組的希望與隱憂。是否應該允許這樣做——如果允許的話，是在什么情況之下？

人們對于CRISPR/Cas9的興趣呈爆炸式增長促成了這些會議的召開，這一強大的技術為遺傳工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簡便和精度。這一工具以及其他與之類似的技術可被用來在培養皿中操控胚胎DNA以了解人類發育的極早期。理論上，基因組編輯還可用來“修復”導致人類遺傳疾病的突變。如果胚胎中做到這一點，或可阻止這樣的疾病傳遞給后代。

這些前景引發了科學家、倫理學家和患者間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有人擔憂如果基因組編輯在臨床上被接受用來防止疾病，它將不可避免地出于非醫療目的用于導入、增強或消除一些性狀。倫理學家們擔心，不能平等地獲取這樣的技術將導致遺傳階級歧視。并且通過生殖細胞（精子和卵子），個體基因組的精準改變將會跨代遺傳，不禁令人擔心胚胎編輯可能會造成持久的、非預期的后果。

而許多國家的法規沒有跟上科學的腳步，加重了這些擔憂。

Nature通過咨詢12個生物研究資金充足國家的專家和政府機構設法獲取了它們法律環境的快照。在一些國家，用人類胚胎做實驗是一種刑事犯罪，而在另一些國家幾乎所有一切都是允許的。

對于操控人類胚胎的擔心并非新鮮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法律學者Rosario Isasi指出，在過去數年里有兩波重要的立法：一次是出于對誘導胚胎干細胞的擔心，這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可接受的；另一次是關于生殖克隆，出于安全原因這遭到了禁止。

日本北海道大學生物倫理學家Tetsuya Ishii花了近一年時間來分析39個國家的法律和方針政策，發現29個國家有相關法規限制基因組編輯的臨床使用。但是在其中一些國家，包括日本、中國和印度，這些“禁令”根本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發育生物學家周琪（Qi Zhou）在上周美國國家科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說：“事實就是，我們有指導準則但一些人從來都不遵守它們。”Ishii認為在包括俄羅斯和阿根廷在內9個國家中這些法規是“模棱兩可的”。他指出，美國禁止為涉及人類胚胎的研究提供聯邦資金，人類基因編輯或許需要獲得監管機構批準，但卻沒有官方禁止在臨床使用這一技術。在法國和澳大利亞等禁止臨床使用的國家，只要滿足某些限制，不會試圖促成活胎出生研究通常都會被允許。

許多研究人員期盼有一些國際指導準則出臺，即便是非強制執行的也可以指導國家立法者。開發出這樣的框架是當前正在開展討論的目的之一；例如，美國國家科學院計劃在12月召開一次國際峰會，對在2016年負責任地使用這一技術提出一些建議。

但研究已經開始，且越來越多的研究即將出現。今年4月中國科學家宣稱，他們利用CRISPR改變了人類胚胎基因組，盡管這些胚胎無法生成活胎。埃默里大學神經科學家李曉江（Xiao-Jiang Li）已將這一技術應用于猴子，他說已聽到一些傳言中國有幾家實驗室已經在做這樣的實驗。

而在9月，倫敦Francis Crick研究所的發育生物學家Kathy Niakan已向英國人類受精與胚胎管理局申請允許使用這一技術研究在胚胎發育中可以促成不育和流產的錯誤。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宣稱對采用編輯基因組來生成活胎感興趣，初步的研究表明這并不安全。但一些人懷疑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Ishii預計，一些具有高體外受精率的國家將會成為首個嘗試臨床應用的國家。他說，日本是世界上具有最多生育診所的國家之一，沒有關于生殖細胞改造的強制性法規。印度也是如此。

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家馮國平（Guoping Feng）希望，通過改進這一技術可以最終被用來預防遺傳疾病。但他認為現在在臨床上嘗試它為時過早。“現在還不是操控人類胚胎的時候。如果我們做了錯事，我們會向公眾發出錯誤信息——然后公眾將不會再支持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