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可能飄洋過海對其他國家造成影響的輻射羽流，一些國家的相關機構已經對其路徑做出了預測，但英國《自然》雜志在2011年4月14日的社論中批評，日本擁有更多的數據，顯然有能力做出更加精確的預測，但它卻沒有這樣做。 

　　四處擴散的核輻射也在普通人的心里投下巨大的陰影。有專家強調，目前的輻射十分微量，對人體健康并不會構成威脅。但南方周末記者多方采訪發現，對于這一點，不同的輻射專家意見相左。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為止，科學界缺乏微量輻射對人體影響的研究數據，因此很難給出定論。

　　美國國家科學院4月18至19日在芝加哥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設計研究方法來查明微量核輻射與癌癥之間的關系。這次會議早在日本核危機出現前就已經被提出，原因是生活在核電站周圍的美國居民長期對此抱有恐慌。

　　可靠數據極為匱乏

　　日常生活中，輻射會來自宇宙空間，也會來自地球內部。即使是人體自身，我們的骨頭也在發出輻射。因而，完全避免輻射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平均每年會受到的輻射是2微西弗，這大約相當于做40次X光胸透所受到的輻射量。而某些特定的醫學檢查，比如胃部X光和CT檢查，則會讓人體受到3至4倍年平均量的輻射。

　　當人體暴露在輻射中時，細胞中的原子鍵可能被破壞，從而造成細胞死亡或者基因突變。而基因突變被認為是癌細胞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到目前為止，科學界對于輻射的人體影響的認識大部分來自于廣島和長崎的核爆。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兩枚核彈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的上空引爆，造成大量傷亡。“兩枚核彈所造成的健康影響的研究是重要的，因為研究對象包含了大量不同年齡的男性和女性幸存者，隨訪持續了超過60年，他們的輻射暴露劑量也是被仔細重建的。”在廣島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RERF)任副主任醫師的伊萬·鄧普(Evan Douple)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癌癥的患病記錄、腫瘤組織的記錄、死亡證明以及醫學檢查共同構成了研究中的可靠資源。同時，仔細重建的身體放射量測定與生物劑量測定法結合，也成為研究中的可靠組成部分。這些條件使得科學家獲得了世界上迄今最為可靠的輻射劑量與健康影響的對應關系。

　　鄧普及其同事在最近出版的《災難醫學和公共衛生準備》“核準備”特刊中綜述了過去六十多年的研究對此產生的認識。

　　但核爆中的輻射與當前福島核事故的輻射的重要不同是，前者中人群是在極短的時間里一次性受到全身輻射，而后者的輻射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人吃下核污染的食物后還會從身體內部遭到輻射。因此，此前對于核爆造成的健康影響的研究于今天的情況有多大借鑒意義，科學家并不能確定。

　　與福島事故更為接近的事件是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故。但遺憾的是，科學界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人體影響缺乏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前蘇聯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沒有及早公布數據，而可靠的輻射暴露劑量測量又是外界很難獲得的，也包括來自數個國家的科學家的研究沒有得到很好地組織協調，或是研究經費不充足。

　　“切爾諾貝利附近的大部分研究都很不幸地沒有完成。”哥倫比亞大學放射學研究中心主任大衛·布倫納(David Brenner)說。

　　另外，從科研上來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切爾諾貝利事故中廣泛散播的放射性物質，盡管包含了大量的碘-131，但它們的劑量都太低了，科學家很難將其所引發的疾病從“背景誘因”所引發的疾病中分離出來。所謂“背景誘因”，包括諸如化學的、生活方式、遺傳等因素。

　　與“背景誘因”相比，輻射只是一個弱的致癌物。“所以，即便你預測一個因切爾諾貝利事故而造成的全歐洲人的癌癥死亡數，那個數字也會很小，極難測量。”鄧普說，“因為諸如吸煙之類的混淆因素會造成數以百萬計的‘背景癌癥’。”

　　有沒有一個門檻

　　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在1990年曾經完成了一項全國性的調查，結論是沒有證據顯示生活在核電廠附近的居民的癌癥發病率因為輻射而升高。現在，美國核管理委員會想要利用20年來的科技進步對此重新做一次研究，最近美國國家科學院召開的會議便是為此設計研究方案。但許多科學家對這次會議并不樂觀，認為會議不大可能得到有意義的結果。

　　在科學界，對于低劑量輻射與癌癥之間的關系，研究人員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放射毒理學家安東·布魯克斯(Antone Brooks)認為，能夠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輻射是有一個“門檻”的。“到達中國的放射性物質的量和輻射劑量都會非常小，對人群造成的健康影響是測量不到的。”布魯克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生活在日本的人當然有更大的核暴露的可能性。”

　　但是，在他看來，只要在“門檻”之下，人體自身的DNA修復機制和選擇性地讓受損細胞自殺，能夠很好地應對輻射對DNA的破壞。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在進化的歷程中就生活在輻射的海洋里，身體知道如何處理低劑量(的輻射)。”

　　美國范德堡大學的醫學教授約翰·布易士(John Boice)最近也公開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可以拿一個低劑量，乘以數百萬的人，然后得出風險預測。——我們說，不要這么做。不要把一個微小的劑量乘以數百萬然后說會有幾千人死亡。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誤導性的、杞人憂天的。你所處理的(輻射量)比有證據表明會產生影響的輻射量低了好幾個數量級。”

　　但布倫納則持有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門檻”并不存在。在他看來，輻射破壞DNA，而哪怕是一個受損細胞，都有可能成為癌癥的種子，癌癥的發展可以歷時數十年。

　　一方面，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切爾諾貝利事件中，整個反應堆的外殼損毀了，大火把堆芯的大部分送入了大氣，與福島事故非常不同。但他同時認為，科學家現在談論福島事故對人身體的現實影響“為時尚早”。“我們可能需要進行長期的健康研究，如果存在健康影響的話，它們在至少十年的時間里是不會顯現出來的。”布倫納說。

　　從對廣島和長崎核爆幸存者的研究來看，白血病的發病率確實是隨著輻射劑量的增加而上升的。鄧普也說，從放射線影響研究所的數據來看，發病率與輻射量呈線性關系，一直延伸到低劑量的范圍。

　　美國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主任比爾·摩根(Bil Morgan)也對《自然》雜志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即DNA的修復機制不是100%完美的，即便是少量的輻射也會造成風險。他同時說，對于這一點，學術界存在“巨大的爭論”。

　　什么是能夠做的

　　2008年，發表在《歐洲癌癥學報》上的一項對德國核電站的研究顯示，生活在核電廠周圍5千米范圍內的五歲以下兒童患癌癥的幾率上升了47%。但作者并不認為核電廠周圍的輻射劑量足以解釋這一現象，而隨后法國和英國的同類研究亦沒有證實這一結果。現在，一些科學家認為應該繼續此類研究。

　　對廣島和長崎核爆12萬名幸存者的隨訪研究則發現，在1950年到2002年間有219個被核輻射的人死于白血病，但是其中實際上只有98例是由輻射引起的。

　　就福島核事故來說，布倫納認為，“現在需要做的是，開始估算個體的輻射劑量”。而這也是現在科學家們面臨巨大困難的一件事。在大地震和海嘯所造成的一片殘局中，進行這樣的研究并不容易，切爾諾貝利的歷史則在提醒他們這些基礎數據的收集是何等重要。

　　日本核危機中，有少量的人受到了高劑量的輻射，這些人的狀況已經被仔細記錄，輻射對他們造成的影響也在被細致調查。而大量受到微量輻射的人的健康影響，如果存在的話，在多年之后才會顯現出來。“這里的問題是，這個人群的癌癥發病率是否會上升。”布魯克斯說。

　　“據我所知，日本政府、日本專家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專家正在商討的問題就是，對于此次事件的潛在健康影響研究，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能夠做的。”鄧普說。

　　布魯克斯和鄧普都認為，福島事故與癌癥發病的聯系將很難探測到。“很難取得統計學上的顯著結果來顯示100微西弗以下劑量的輻射對健康的影響。”鄧普說。

　　“我預測這次事件中，日本人群的癌癥發病情況將不會有可探知的增加。”布魯克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