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長，甚至超過了中國最樂觀的科學家們的預期。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而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這些問題部分歸結于體制，部分歸結于文化。

 

盡管對于一些比如由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資助的小型研究經費來說，科學優劣可能仍然是能否獲得經費的關鍵因素，但是，對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巨型項目來說，科學優劣的相關性就小多了，這些項目的經費從幾千萬元到幾億元人民幣。對后者而言，關鍵問題在于每年針對特定研究領域和項目頒發的申請指南。表面上，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畫“國家重大需求”；然而，項目的申請指南卻常常被具體而狹隘地描述，人們基本上可以毫無懸念地意識到這些“需求”并非國家真正所需，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員任命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編寫年度申請指南。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并與他們合作。所謂“專家意見”不過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

 

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僅壓抑了創新，也讓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

 

中國大多數研究人員常嘲諷這種有缺陷的基金分配體制。然而，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認為除了接受這些慣例之外別無選擇。這種潛規則文化甚至滲透到那些剛從海外回國學者的意識中：他們很快適應局部環境，并傳承和發揚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國，相當比率的研究人員花了過多精力拉關系，卻沒有足夠時間參加學術會議、討論學術問題、作研究或培養學生（甚至不乏將學生當作廉價勞力）。很多人因為太忙而在原單位不見其蹤影。有些人本身已成為這種問題的一部分：他們更多地是基于關系，而非學術優劣來評審經費申請者。

 

無須陳述科學研究和經費管理中的倫理規章，因為絕大多數中國研究界的權勢人物都在工業化國家接受過教育。然而，全面改變這一體制并非易事?，F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選擇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變的人們則持“等待和觀望”的態度，而不愿承擔改革可能失敗的風險。

 

盡管路途障礙重重，科學政策制定者和一線科學家們都已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目前科研文化中的問題。它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借助于研究經費增長的態勢和日益強烈的打破有害成規的意愿，現在正是中國建設健康科研文化的時刻。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起點是基于學術優劣，而不是靠關系，來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新文化能夠而且應該成為一種新系統的頂梁柱，它將培育而不再浪費中國的創新潛力。